回归语文课程的母语性（上）

杨邦俊

母语是一个人最初学习的语言，母语文一般指一个人所属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化。一个国家和族群要在这个世界上存续和发展，必须依靠维系自己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来支撑。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国家或民族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母语文传承。比如，在欧洲英语十分流行，但是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始终都认为自己国家的语言是最好的语言，自己国家的文化是最根本的文化。他们可以吸收他国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经验，来发展和完善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但是绝对不会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语言体系，不会放弃自己的核心文化。所以世界上所有优秀国家或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国家的母语文课程教育。

那么什么是母语文课程呢？简单地讲就是学习自己国家或民族语言文化的课程。这一课程需要引导学生学习本国、本民族规范的语言和优秀的文化，使学生继承和发扬本国或本民族的传统，成为一个真正的国人。因此，世界各国的母语文课程教学一般都会固守自己国家语言和文化底线。举例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母语文教育曾趋于泛化，教材选文偏离传统，远离学术，教育质量不断下滑，引来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不满。于是，在全美引发了一场以“追求优异，反抗平庸”为目标的教育标准化运动。1984年，时任美国教育部长的W·班奈特指出：“美国的当代教育非常失败，因为他丧失了传统价值观和学术水平。所以教育必须维护传统文化价值，恢复对经典作家的尊敬，使荷马、柏拉图、马克·吐温、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在人文学科中恢复自己的正统地位。”^①这种推崇经典，提倡传统文学价值的观点在随后的英语语言文学课程标准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标准化运动中，一系列的国家课程标准得以诞生，美国教育由此迅速走上正轨。

很显然，在我国的中小学课程中，语文课程是当之无愧的母语文课程，语文课程的母语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我们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语文课程的母语性是否得到充分的体现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涉及语文课程的方方面面，需要深入地讨论。

首先看教材编写。以使用最为广泛的2007年人教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教材为例。全五册收入65篇课文，其中，中国古代作品32篇、现代作品21篇，外国作品12篇。 国内的选文，基本上按照文学的史线挑选，点到为止。国外的选文，主要依据文体分类收入。大量在欧美本国母语课程中都不会被选入的课文，却充斥在我们的教材中。相反，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反映很少，全五册只有2篇课文，1篇是节选自《庄子》的《逍遥游》，1篇是选自《诗经》的《氓》和《采薇》，从编选的意图看，也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可见语文课程的母语性体现得并不充分。20世纪以来，经过几次文化领域的革命，传统文化大多被打成封建糟粕，屡遭清肃，视为禁区，母语教材不敢对其正面系统介绍，只能从外围方面作一些描述性的反映，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根基、本应成为我国母语教学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基本上被排斥在教材之外。学生学习这样的教材，不可能接触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不可能学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更不用说得其精髓。再看台湾地区的《国文》教材。我们见到的有三套，分别由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寄澎^②、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董金裕^③、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李瑞腾^④领衔编著。根据李瑞腾编著的第1、2、3、5册，董金裕主编的第4册，何寄澎主编的第6册统计，全六册教材共选课文77篇，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经典7篇，中国古代诗文37篇，中国现代诗文5篇，台湾本土作家的诗文15篇，大陆来台作家的诗文7篇，旅美华人的作品2篇，大陆当代作家的散文1篇，外国作家的作品4篇。台湾地区的“课程纲要”明确要求，高中每册教材必选一课文化经典，并规定必须依次出自《论语》、《孟子》、《墨子》、《韩非子》、《老子》、《庄子》，所选课文要能代表各家文化的精髓。台湾的各家教材也是这样编的，以董金裕主编的高中《国文》第四册为例，所选的文化经典篇目就是《韩非子·外储说》，课文节选了“楚王谓田鸠”、“晋文公攻原”、“公仪休相鲁”三个故事。《韩非子·外储说》原本是法家用以阐述明君贤臣之道的代表著作，所选部分又可视为君主治国御臣的准则或参考。编者把教学的重点定位在认识韩非子的生平及其思想大要，明白守信、守法的重要，并能身体力行上。从这个选目中，我们不难看出台湾《国文》教材，鲜明的母语文特色。他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重视台湾本土文化教育，相反，对于外族作家的作品只选了印度诗人泰戈尔描写人类与大自然和谐、表现人类心灵之爱的诗歌《我不记得我的母亲》，匈牙利诗人里尔克表现心灵孤寂的观画诗歌《豹——在巴黎植物园》，美国作家泰德·佩瑞推衍印第安酋长的心灵宣言《怎能出卖天空》，美国物理学家查理·费曼的访谈《发现事理的乐趣》。这种处理体现了台湾母语文教育坚持以民族、地域文化为主，外族文化为我所用的原则。

再看课程教学。现代语文教学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传统教育的方法遭到否定，西语教育的经验大量植入。受西方教育科学化思潮的影响，语文教学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偏向语言工具化的路径，以“教材——课堂——操练”为中心，主要采用教师讲授，设题练习，应试复习的模式教学。这个体系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汉语文（特别是文言文）多以韵文为主，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音韵和谐，文气畅达，意蕴深藏。语义文意充满机趣，大都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传统教育顺应这些特点，主要采用讽读语感的方式来教学，学生通过讽读声诵，因声求气，倚气得情，缘情绎义，就能感受到深藏在文本背后的意义、情感及其韵味。文本解读也多采用语文的方式来进行，以诗解诗，以文解文，很少有赤裸裸的解读说教。现代语文教学一反传统做法，主要采用讲授和问答的方式来教学，表面上提高了教学的效率，实际上违背了汉语文阅读理解的基本规律，用理性思维的解说方式来代替形象思维的直觉方式，破坏了汉语文固有的美感，使得语文的意趣荡然无存。这种教学可能使学生获得文本浅表的某些意涵，但不可能让学生体验到文本深处真实的情感和意蕴，语文课程也就失去了固有的魅力。采用西方现代课程理论来主导完全不同语系的汉语文教学，不一定符合中国语文教学的实情。当前，语文教学进一步追求全球化的语境，大量引入西方选修教学模式，在学生公共的母语文基础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繁琐的分类，编写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开设选修课和必修课，过早地实施带专业课性质的教学，不但削弱了基础的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而且，造成母语课程的支离破碎和学生学习的混乱。加上在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的取舍上又尽量去民族化，语文课程的母语性进一步丧失。以很多地区通选的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为例，该部教材基本上采用美国文艺理论家布鲁克斯、沃伦1943年编辑的《小说鉴赏》^⑤的体例，设有8个单元，每个单元选编2篇外国小说，作为阅读课文，配有“话题介绍”和“实践与思考”。话题介绍，援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概念，代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常用的概念，如：在汉语课程中，有“情节曲折”的说法，但在这套教材中换用了“情节摇摆”这一西方的说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再看语文教育。现代教育产生以后，语文教学代替了传统的国学教育，语文课程过分强调语言形式教学，加剧了语言教学和人文教育的分化。在学生7岁到19岁接受新事物最快的时期，从小学到高中长达12年时间进行繁琐的语言形式教学和累赘的应试训练，忽视最根本的做人教育，走上一条缺少人的教育的语文教学之路，贻误了学生学习民族核心文化的大好时机，从而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纵观今天的社会，国民信仰缺失，人文精神失落，没有礼义廉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无关系。学校不行教化，国民何知廉耻，国人哪来礼义。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究其根本是以育人为主导的人本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才， 造就了无数的国学大师。现代语文教育背离培德育才、教贤养士的传统，丧失塑造国民精神的大用，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在人的教育方面我们要向台湾学习，仍以李瑞腾的高中《国文》教材为例，第一册第五课选编了清人顾炎武论述廉耻和国运兴衰关系的名篇《廉耻》。编者认为廉是修身的大节，耻是立心的大德，廉耻一旦沦丧，世风衰败，国族将随之覆亡，行廉知耻是做人之大端。台湾学校在学生初入高中的时候，就引导学生学习这样的课文，教育学生“行己有耻”，可见对基础人格教育的高度重视。

实现中国梦，不是照搬欧美模式，投向欧美怀抱，使自己的国民成为洋奴，而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我们的语文教育需要利用西方教育的先进思想和方法来引导学生学习能够维系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核心文化。我们的语文课程要回归自己的母语性，坚持走民族化、生活化和人本教育的路径。

【注释】

①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刘正伟教授2013年11月2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第13次年 

   会上所作的报告：《美国中小学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构建》。

②  台湾腾龙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普通高级中学《国文》。

③  台湾康熹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普通高级中学《国文》。

④  台湾翰林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普通高级中学《国文》。

⑤  （美）布鲁克斯（C.Brooks）、沃伦（R.P.Warren）编著，主万、冯亦代、丰子恺、草婴、汝龙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10月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