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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一中学刊2020年第4期】出眉山

出处: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1-04-02 17:31:49   您是第0位浏览者

出眉山

 

张炜

 

最大的虚妄与神秘

   封建宫廷不过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它曲折隐晦,难以为外人所知;它的晦涩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个地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这个阔大、伟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让人瞩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镶了一道金边。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苍眼里不过是一处“蜂巢”而已,是微尘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还是天籁自然,是万里长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间对于皇家宫廷的好奇心是无法泯灭的,这是一个传统,是人类积习。有时人们会根据一些传说,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测,其实一切都是幻觉。

苏东坡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们革除旧弊,开拓新局,史称“庆历新政”。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东坡读到这首诗时刚刚八岁,那时就读于乡校,有人把这首诗带给老师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为不了解诗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询问,老师说:你一个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些。东坡喊道:难道他们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少年苏东坡是何等倔强何等向往,自小驻入胸间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传千古的人物。

那些人物出入宫廷,服务于朝廷,声名远播,事迹动人。这对于一个边远地区的读书少年而言,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此,榜样的力量显现出来。一棵茁壮成长的、将要成为巨材的小树,在那种难得的时代风气里英姿勃发、绿色葱茏。

民间有一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苏轼即将北上,随父远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个人的前程与国家的前程合而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图景,在他的脚下化为金光闪闪的道路铺展开来。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标的人就尤其如此。他们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总有一束强光在前头引导,让他们跋涉不停,让他们追赶。

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偿。苏轼二十二岁高中进士,并为皇帝与名臣欣赏,尽管后来仕途蹭蹬,还险些丧命,但五十一岁的时候即侍立迩英阁,弟弟苏辙紧随其后。兄弟二人获此殊荣,成为元祐政坛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迩英阁古槐参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连,可谓风光无限。苏洵将耕读传家的传统发挥到极致,眉山苏氏就是中国乡绅文化的缩影,其儒家情怀,苏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难以超越。在宫廷中,即便是最为痛苦的时刻,他们也只能在隐隐的不安中质疑。这质疑之声回应了更遥远更恒久的召唤,矛盾重重:有时欣然释怀,有时痛楚不安,有时迷茫无绪。

苏东坡的局限也属于很多读书人。一个生命置身于体制之中,很难有一个例外。

诤臣佞臣与人杰

在官场中,诤臣侫臣与人杰,这三种人不可不加以辨识。“诤臣”常常失于度,而“佞臣”必定荒于德,唯有“人杰”最为难得。“诤臣”不等于“人杰”,“人杰”往往诤而有度,重视实践,富于理性,常有大策在胸,既远离平庸,又不当和事佬。在朝廷政坛上三种人各有大用,连“佞臣”也不例外,因为“佞臣”只要懂得权术机心,便是最高权力者之大备。最高权力者需要驾驭群臣、调节众僚,即所谓的“帝王术”,以此确保自身利益,所以“佞臣”的作用从来不容忽视。“佞臣”既是一味毒药,又是一味厉药,更是祸害一个时期政治风气的主要因素。对于“家天下”的主人,“佞臣”从来都被庇护得很好,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将其抛弃,这对“佞臣”来说真是一个悲惨的时刻。说到底封建体制是民众的对立面,在一般人看来,黑幕重重围拢,那里面绝对少不了“佞臣”。

苏东坡在许多时候称得上是一位“人杰”,但更多的时候只算是一位“诤臣”。他常常因为年轻气盛而失于度,这种情形直到老年,在其不断反省和总结之后才变得稍好一些。这就像血脉不可更改一样,直到最后,他都未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品质。这种激昂冲撞的个性也来自他从政的初衷。在那个遥远的呼唤当中,有一个不能抛弃的情结,就是要做一位“诤臣”,他眼里的大榜样从很早开始就确立为范仲淹之类。

痴情而忠贞的苏东坡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中写道:“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又说:“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他用“丧邦”之谏警示皇上,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就是这样的一位诤臣,在整个朝廷中显得鹤立鸡群。他理直气盛,坚持己见,追求真理,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坎坷,不得伸展。

新旧党争进入白炽化,作为失败的一方,他被一贬再贬。后来神宗驾崩太后临朝,新党失势,旧党重新执政,他的良师益友司马光出任宰相,苏东坡终于迎来了一生中最好的为政时机。但可悲的是他这一次仍未随上机缘,在同党之间仍然据理力争。这似乎是他从政的一个疏失,却又是一生最为闪光的一段记录,是最可珍视的生命表达。

不自觉的强势

因为天性,因为少年得志,更因为才华和责任,还因为刚直不阿的品质,这一切综合一起,使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他在《文说》中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是怎样的豪迈,这里有自许自足、夸耀和自豪。虽然说的是实情,是一种真实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说出更好。

苏东坡的“强势”实际上根源颇深。早在宋仁宗时期,两兄弟同为进士的时候,皇帝就对皇后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话不会止于后宫,而必定远传,于是也将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东坡盛赞之至,他的一句褒贬即关乎青年士子一生的荣辱。从处世的智谋来看,苏东坡有了这样的声望和期许之后,自当安于谦卑,谨慎从事,这是东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却鬼使神差地忘却了。总之各种缘由综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个宿命般的结局:众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发言都被记录、观测和挑剔,于是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苏东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袭,化为陌生之物将他包裹起来,最后使他举步维艰,受尽折磨和屈辱。

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种文化的不幸,从古至今大致如此。在这种可怕的循环与强大的合力中,没有人能够将受难者牵拉出来,引上洒满阳光的人生坦途。

此生此刻有话说

综观苏东坡的诤谏之言,包括一些“闲文”,都有一股强大的内在推动力,给人一种此生此刻有话说的感觉。他始终是一位“在场”者,进入了一种生命的自然状态,而不全是源于心中不能泯灭的那份责任。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而仅仅是出于责任,已经晚了半步。一个人天性如此,才能够随时保证自己“在场”。实际上他的“强势”感也不过是来自天性,这样的人从世上走过,是一定要发言的。时光匆促,机会稍纵即逝,对他来说每一次发言都是“这一次”和“第一次”。他的忘情与冲动,既来自一次次的直觉和判断,也来自深刻的理性。那些深植于生命底层的责任感,会让他坚持和重复,使他变得更为执着。这种执着充分表现于他对新党所倡导的新法的强烈反对,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双方对峙,互不让步,仗理直言,气冲斗牛。

新党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干硬、锐利、透彻,毫不让步,足以抵消司马光和苏东坡等人的厚重、雍容、雄魄与广博。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因为拥有了苏东坡这样的雄辩之才,显得声势愈加壮大,可惜最终仍旧未能挽救颓势。作为励志改革的宋神宗,急于让一个积弱的北宋走向康复和强大,家天下的利益、社稷的利益,压倒一切。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没有锐利的绝地反击,北宋王朝一定会走向末路。这对当政者来说当然是一种理性之思,对那些旧党人物而言却是一次重大的冒险,如果失败,必会带来不可挽回的颓败。

新党旧党中的代表人物可以搁下私利,却难以放下意气风发的冲动性格,这对旧党的代表人物苏东坡尤其如此。让人惋叹的是他恃才纵性的脾气,如两次上书宋神宗,第一次竟然长达万言,不仅宏巨,而且文辞绚烂,有纵横家的气势和辞赋家的文采,气概夺人。作为一篇美文欣赏是一回事,作为一篇劝上的进言却是另一回事。这对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宋神宗而言,显得过于偏执和孟浪,更不用说大言滔滔和意态凌人了。皇上肯定有许多不适,这对人臣而言当是忌惮。苏东坡的意气用事在这部万言书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从政者将从这段历史中看到许多端倪,一代又一代都得到了教训:畏言求安,察言观色,将社稷安危丢在脑后。

最后,旧党在这场争斗中不出预料地大败而归,苏东坡也离开了朝廷,这是他从政以来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何止是从政,他的畅达无忌、发自肺腑的直言表现在更多方面。他对人对物,对细微和宏巨,无不如此关切和放任。他对江河,对高山,对故友,对爱人,都是如此。他的言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声气和语调,而是最富于表达的千变万化。时而激昂,时而低沉,时而婉转,时而轻柔。作为一场生命的倾诉和表述,他已经使用了最大的真切和情意,抛出了千万吨的言辞,有时奋不顾身。

书生为真勇

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之所以能够“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应制举上两制书》),也因为这种深知。至于爱,它是我们深入事物、有所作为的一个基础,在这里他爱知皆备,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颜,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这不仅是朝廷上的书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现实的操作层面,在实践当中,他也有过一些极出色的表现:面对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对密州的匪患猖獗,他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毫不畏惧,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一个书生的非凡果勇。我们因而得到深深的启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

有人总以为读书人只善于纸上谋划、宫闱密筹,有一种天生的怯懦,那真是大错而特错。知识之教导,真理之指引,会从根本上催发人的勇气。如果文明的培育不能给人以勇迈,那就只好求助于蒙昧和野蛮了。学习是求真、认真之过程,有了这样的追求之心,才可能不顾一切,为真理一搏。我们的历史记载中自然有好坏两种榜样,文明因为其强大的指引力和教导力,最终一定会抵消坏的榜样。仁者勇,儒学的核心即为仁;体制不仁,还需要“仁”与“勇”之外的东西:“智”。我们通观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大“勇”的一生,但因为缺少机心,缺少“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因为任性、因为恃才,这让苏东坡在步入晚年时多有自省。但晓悟并不等于改变,这是源自血脉和文化的基因,源自苏氏家族。他对这一切显然无能为力。

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和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章里使用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觉今是而昨非”之句,显然是从禅修的角度回视过去,检讨反思招致灾祸的内在原因。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王安石看过此文大为赞叹,对苏东坡非常钦佩,但指出该文应改一字:“日胜日负”要改为“日胜日贫”。此语传至苏东坡,诗人即欣然提笔改“负”为“贫”。一字之易让人思索良多:比起“负”字,“贫”之含纳就更加复杂。“贫”是贫瘠、贫困、贫穷,当然这里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处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气。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创造力和坚持力的根本的东西,惟有它支撑着一个生命的远行,冲破千难万险,向着一个目标。

在王安石眼里,在后来苏东坡的觉悟里,这个“贫”字活画出一个人步步趋近的那种尴尬、无助、难以为继的窘迫境地。苏东坡把纵情激辩、不停的言辞相搏视为“口业”,这在佛教经义里是多么重的一个词。在这种非常严重的认识中,苏东坡感到了无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认王安石为“一字师”。

“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都会不断地加剧。失于竞胜,耗掉真气,究竟用多少时间、多少失败堆积起来,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地沉默下来。这种沉默会让对方喘息,留给对方一个反省和自觉的空间,也给自我来一个宽松和寻索求证的机缘。这种沉默会使双方视为一种休战的状态,各自免除冲动,理性也将慢慢回归。除了朝堂政争之外,这种日胜日贫还贯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的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

不曾忘记才华

苏东坡对自身的才华不加掩饰,而且忍不住会有一些自我肯定甚至陶醉。苏东坡的豪情、浪漫、高阔、纵才,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李白。李白是那样的狂言无忌,但他也会经常忘掉自己的才华,而一个人恰恰在这种时刻才拥有强大的创造力。比起李白,苏东坡好像很少忘掉自己的才华,他对生命中的这种优势颇为得意,这使他多了几分恃才游戏和自得,常常玩性大发。

凭心而论,苏东坡主观上对自我才华的鉴定是准确的,没有多少虚妄和夸大,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是自傲的,这时的苏东坡也就显得稍稍无力,气浮于上。如果不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随意泼洒和笔墨游戏。妙笔生花的细微处,在于一支笔的自我行走,笔端凸显的不再是出自胸臆,而是来自莫名的惯性,好像一支笔在无比娴熟之后能够自我繁衍,妙处横生。这种游戏的兴奋笼罩着他,如堕雾中,真性也就遁到远处。这种时刻对文章来说并非是好的。

苏东坡留下的随意文字稍有些多了。如果说它是一片海洋,一路冲刷而下的泥沙也太多了。所谓的泥沙俱下是一条巨河的特征,那么当它们流到入海口时,一定会有过量的堆积。海洋阔大、深不见底、迷茫无限,泥沙会沉淀其中。沉淀需要巨量的水和较长的时间,这二者具备时,我们才能够放松地欣赏这片浩瀚的海洋。一切都留待后来,等待生命发生转折,这转折是不可逆转的。

这就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关键节点,即“乌台诗案”。这一场文字狱、一场旷世冤案之后,这位天才人物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此“落尽骄气浮”(《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能够双目下沉,更多也更切近地盯视面前这条坎坷泥泞的道路,深深体味生命的局限和脆弱。尽管还会时不时地显露本性难移的一面,所谓的“满招损”,常常成为苏东坡真实的写照,但在他人生的低潮期,比如身处真正的弱势时,就会暂时忘记自己的才华。这时候的苏东坡创造力是那么宏巨,以至于令人惊讶。他的觉悟力超群,自愈力也极强,这个时候的诗人显得更加可爱,也富于人格魅力。有一股自内而外的力量喷涌而出,将他推向更高和更远。

一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广博和智慧,都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每个人都是天生如此的,只有充分地感受自己的软弱和残缺的时候,才能回到最清醒最理性的状态,这个时候才是最有力量的。我们可以回想乌台诗案以后,苏东坡被贬黄州,那时的诗人是多么沮丧、谨慎和小心。他为度过今后日月不得不做多方设想,开荒种稻,浚井引水,效仿和实践陶渊明,用日常劳作排遣寂寞。在这些日子里他交往了许多普通百姓,与之携酒出游,“野饮花间”,向他们学习筑屋、放牧、种桑、刈草。他看着绿莹莹的禾苗长出了沉甸甸的穗子,欣悦空前;自酿蜜酒,春瓮生香,诗人开始泛起生活的希望。他与奇人异士江畔漫步,月夜泛舟,一起观巨涌,游赤壁,赏月听箫,写出了一生最为深沉蕴藉、感人肺腑的文字。这个时段他的爆发力之强、魅力之大,令后人惊羡。

这个时候,一个生命回到了孤寂和软弱无助的境地,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悟想力和创造力正在缓缓堆积,最后一发而不可收。这一段日子也许是苏东坡对自己的心智产生怀疑的时刻。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此,其他人大概也是如此,需要认识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需要忘记自己的才华。

也说少年书

自古至今,很多人认为“少年不著书”,不然就会“悔其少作”。这似乎是一个通理,但许多时候还要明白,对于那些极少数天才其实不必如此。我们从苏东坡这里就可看出端倪。少年记录,实际上是一条生命之河的发端,舍此则没有漫长的流动。生命的河流要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其长度和宽度,我们不可能让河流的中段和末端来取代它的源头,因为那是一切的开始,自有百般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少年文字自有可观处。

中年和老年各有文章。一个人不到二十,读尽诗文,蕴丰藏富,表达中会有大量不自觉的效仿。中年之后见闻渐多,经受了诸多物事,甚至饱受摧折,这时候生命的纵深与气概自会不同。但少年书常有一种清新的气息,它一定不是后来所能具备的。年轻的生命满眼新奇,冲动不已,也会产生好文章。这时候的文势出自天然,过时不候。对于苏东坡这样有家学渊源的天才,其少年之作往往只嫌其少而不嫌其多。他文熟而情慧,从记载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年仅十岁多一点的苏东坡竟然有那样的洞察和敏感,那样出色的表达。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黠鼠赋》)这样的句子,在富有人生经验的老人看来都不失为深刻的洞悉和哲思。

苏东坡少年时曾遵从父命,模仿欧阳修作《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让苏洵极为满意。他认为将来儿子一定会用得上这篇文章,像欧阳修一样名扬天下、功勋卓著,成为皇上身边的一位要人,光宗耀祖。苏东坡二十二岁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竟放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面前。对方以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糜艰涩之风,大为赞赏,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一位文坛盟主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说出这番赞语,让人讶异。“汗出”“当避”“放出一头地”,是怎样的心境与情致。一位文章大家胸襟博厚、双目如炬,才会这样豪迈。一切如同欧阳修所料,后来的苏东坡果然大展宏图。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主考官对这个新进才俊是寄托于政事还是文事,结果是双双斩获。

苏东坡少年得志,后来屡次进阶,得到恩宠,然后又接连受挫、再起再挫;中间曾抵高位,像欧阳修一样,得到了皇帝赐给的金带和骏马。他在文章方面开一代风气,成就超过了欧阳修。苏东坡作品数量之巨是北宋第一人,且妙句无限,挥挥洒洒无所不能。他作为一个人之多趣、多能,传奇般的生命,深度与广度、情趣和色彩,更有雅俗共赏、卓越与凡俗的综合一体,真正构成了一部宏富猗丽、无所不包的时代大书。他让人神往,让人喜爱,让人拥有。现代人会在自己拥挤的心间劈开一角安放他,并时而遐想。人们一开始就会接近他的少年,注目一个及早上路的天才,一个起伏跌宕的人生。(选自《美文》2020年07期 。张 炜,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有《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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