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新课程研究》）

一、高考制度的隐情与改革路径

从1977年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我国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高考报名、命题考试、招生录取制度，逐渐形成有利于高考应试录取的学科系统、教学模式和评价机制，构成基础教育现行的体制。这个体制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成功。但是，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这一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窥探到我国高考制度背后的一些隐情，为高考改革探明一些路径。

1.公平性背后的隐忧与改革之需。现行高考制度能够长期存续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公平性。能够排除权力、身份、地位和金钱的干扰，让全民享有公平参加高考、公开接受选拔，平等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权力，获得与自己水平、能力大致相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作法还只是高考公平的最低要求，远远不是它的全部。不能因为人们陶醉在这种浅表的公平中，而忽视建立真正公平的人才选拔和吸纳机制，停止对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探索。

我国现行高校招生，主要由各省、直辖市考试院组织，以全国高考大纲为依据，统一组织命题考试，集中评卷，划线录取。这种以一次高考分数作为选拔录取人才的依据，“一分压万人”“一考定终身”的办法，其实离真正的高考招生公平还很遥远。

一是高考分数不能完全反映考生的素质水平和实际能力，有些甚至相去甚远。一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既有智力因素，又有非智力因素。就智力因素而言，又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组合，既有属于言语层面的，也有属于动作层面的，既有意识层面的，也有潜意识层面的。人类关于自身的认识还很肤浅，现在还很难说清人生的成功究竟取决哪些部分。但从现代成功学研究的统计资料看，考试成绩优异的人最终并不是事业最成功的人。因此，这种通过言语层面的试题考试对学生进行评价，以考试分数取人的办法，从本质上说还不是最科学、最合理、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二是经过应试训练考出来的成绩，更不能代表一个人具备的实际能力和发展潜质。相反，这种经过长期应试训练培养出来的人，思想最容易僵化，行为猥琐，实际的道德修养、人格水平、思维素质和创新能力都因长期受到压抑，不会很强。如果让这种人大量挤占了真正可堪大用的创新型人才的位置，势必会影响国家的人才战略，也休言公平。

三是我国现阶段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划区招生、部分付费择校录取和在高等院校实行划省市招生、部分自主招生录取的政策，这种作法本身就缺乏公平性，造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地区差别、城乡差异大，对农村孩子、家庭贫困的孩子设置了很多障碍，他们不可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最终造成上层和平民两个阶层的分化和对立，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2.标准化背后的隐害与改革之本。长期以来，我国借鉴西方标准化考试的经验，由国家颁布高考大纲，规定高考科目、范围和难度。分省市命题以后，各地又相继颁布“考试说明”，进一步限定考试的范围、题型、题数和分值，提供相应的样题及其参考答案，全面进入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高考时代。这种考试不断把命题者的意志向远端的教学领域传播，施以影响，致使基础教育各学科教学倒向它的怀抱，几乎颠覆了我国现代学科教学的固有体系，对基础教育构成很大的伤害，需要从根本上改革。

1982年，我国引进标准化考试技术，在高考中大量增加选择题型，对主观题也制定相应的答题模式和答案样本进行标准化评价，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对稳定的高考命题、评卷模式。后来实行分省市命题，各地又相互借鉴，不断完善，把这种命题评卷模式推演到极致，并通过一年一度的“考试说明”、考后“评价报告”加以强化，借助某些高考研究专家的解说和预测推波助澜，把高考题型模式和答题技巧推向教学领域。一年一年的强化，逐渐影响中小学各科教学,从而奠定了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各学科教学围着高考“转”的顽固体制，对基础教育造成很大的影响。

一是催生了应试教育的潜规则。高考大纲和说明，明确规定高考范围、题型、题数、分值，并提供详细的参考样题及标准答案，有些条款甚至对考试的范围细化到章节和篇目。这样一来，中学各科教学完全可以不顾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围绕考试大纲来制定教学和复习策略，以博取优异的高考成绩。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凡是高考范围内的内容就教，其他都不教；凡属高考有可能考查的重点内容，就深入挖掘，不惜超纲超标。形成一套提前分科，超常授课，繁琐复习的内部规则。学生一进校就文理分科，三年的教学内容两年上完，高三一年进性针对性复习。没有节假日，大打题海战。挤占学生大量阅读实践、学习新知识和核心文化的时间，从而造成国民综合素质的大幅下降。

二是造成了传统学科教法的异化。长期以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现有的学科知识体系，又遵循各自的学科规律，采用固有的方法来教学。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高考应试的强力作用下，这些都遭到颠覆。以语文为例，作为一门语言文化课程（又是母语课程），以往教学，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采用讽读、阅读、语用实践的方式进行，追求缓慢而又优雅的过程，课堂教学充满艺术情趣，学生喜欢，教学效果好。但在各科实行应试教育、题海战术以后，语文学科也被迫下“海”，突击赶进度，按照高考题型来组织教学，仿照高考答题方法来归纳阅读、写作的方法。一种以应试训练为特点的非语文的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语文教学。使原本陶然、充满生气和创造的语文课堂变得索然无味。追求高考的功利，几乎把基础教育各科教学改造了一遍。

三是忽视了基本的做人教育。应试教育是一种非人的教育，国家高考招生计划是一定的，但目前我国升重点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总体比例还不是很高，广大考生只有战败对手，才能从人堆中胜出，高考是一场搏杀。以分数排名次，定优劣，用细到1分的差距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鼓吹优胜劣汰，充满冷血。举例而言，有一种语句排序的考题，正确的答案是⑤⑥②④①③，内部分三个层次：⑤⑥；②④；①③。标准化评价把⑤⑥连在一起，判1分，②④连在一起判1分；①③连在一起判1分；三个层次排序正确再判1分。不同的排列最后得出不同的分数。这种评价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用冷漠的数据来量化，以某个单方面的差距代替本质的差别，以偏概全，作为评价选择人才的绝对标准，伤害人的自尊，消磨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感情，泯灭美好的人性。

3.效度值背后的隐患与改革之始。高考作为国家级选拔性考试，追求自身的信度和效度是应该的。但把这种尺度的运用范围扩大，用于高考阅卷监控。阅卷前通过反复培训阅卷人员，强化阅卷者的效度意识，为阅卷预热；阅卷中又通过信息技术平台实时发出指令，影响阅卷者的行为以实现效度控制的最大化；阅卷后，再次将其功能放大，通过信息发布和专家解读等形式，作为学科评价的质量标准，大肆向教学领域渗透，像幽灵一样附着在人们身上，无形地钳制教学，阻碍创新，给基础教育带来了诸多隐患，高考改革需要从从这些地方开始。

效度是现代统计学的一个概念，原是用来判定一项测量的准确性和有用性，验证检测有效程度的评价指标。一次高考评卷结束，专业人员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高考效度进行评价，检测其考试的可信程度和评卷工作的效果是应该的。但是，在现代高考阅卷中，组织者多把阅卷工作和效度评价倒置，先期推出一种效度评价模式，提供一种效度预期，并通过岗前培训，来强化这种模式和预期；评卷中，又通过实时监控、反复“校标”，来实现这种模式和预期；评卷结束以后，评卷教师再把这种模式和预期，带回教学一线，广泛传播，影响各科教学。从理论上看，这种运作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但从实际的效果看，这种评价并不真实准确，而且还给高考评卷和基层教学带来诸多隐患。

一是助长了“保险分现象”。近年高考评卷，多采用“双评”（一道题两人评）或“多评” （一道题多人评）方式，表面上看是为了追求评价的效度，减少偏差，实际上催生了一种“保险分现象”。所谓保险分现象，就是在高考评卷中，评卷者为了提高通过率，不顾学生的实际水平，尽量偏向效度值方向赋分的评卷现象。这种评卷首先考虑的不是学生的能力水平，而是评价的效度。这从近年主观题的评分趋向可以看出来，以语文的作文为例，阅卷老师为了缩小彼此间的分差，增大通过率，尽量把应该给的高分或低分向中间挤压，评分逐年呈现出高分少，低分不多，中间层高频密集的乱象。这种评卷评的是“效度”，绝不是学生作文的真实水平，贻害无穷。

二是造成学科教学高度的程式化。高考是“指挥棒”，具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左右基层的教学，一般高考考什么，基层学校就会教什么，高考试卷怎样评，基层教师就会怎样教。高考评卷中的那一套细则，也就很自然地在教学中被大量采用。在这里，教师教学的重点不再是向学生传授新知识，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而是从教材和资料中提取一些高考题型来，训练答题方法和技巧，教导学生迎合高考的阅卷规则。程式化、解题式的教学大量地、每日每时地充斥在课堂上，造成学生思维的高度同质化。每年高考评卷结束后人们惊叹，一道学生从来没有见过、本应答得千差万别的主观表达题，全省、全国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考生回答得惊人的一致。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奴化，到了这种令人恐怖的地步。

三是造成国民综合素质的低俗化。以效度考查相对应的是繁琐哲学，考查的标准越细，对人的思维的束缚就越多。中学教学进行繁琐的应试训练，挤占了学生大量阅读新知识、学习新文化，参与社会实践的时间，教出来的学生除了会做题，其他什么都不会。实践运用能力极度缺乏，综合素质不断下降。什么都依靠考试分数来决定的制度，必定是远离人本、伤害人性的制度，事事都要通过繁琐的规则来决断的教学，必定是缺少活力、违背规律的教学。

二、高考制度的借鉴与改革建议

高考改革关系到国家整体人才战略的调整，涉及国家教育制度的深层变革，需要一个漫长而又渐进的过程。一方面要借鉴古今中外考试招生的成功经验，从整体上优化我国教育发展方案和人才培养与选拔的机制；另一方面，又要针对现阶段考试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分步实施，从本质上进行修正，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1.从国外经验看高考制度的整体化改革。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大都建有科学合理的考试和人才选拔制度，能够引导学生在高中毕业以后合理分流，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教育服务，最终走向自己的职业辉煌。我国高中以后的人才分流，终究要趋归理性，走出万人过高考“独木桥”的困境；我国高考招生终究要走出唯分数论的时代，建立学校教育、社会考试，高校录取——“三权分立”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体系。

我国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应试教育的泛滥，要消除应试教育，首先就要铲除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影响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是道德诚信的缺失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丧失，要实现高考改革首先就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障机制。我国的高考改革，需要在吸收世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

一是要逐步建立学校教育与高考相对分离的机制。“以色列是一个全民服兵役的国家，所有学生高中毕业以后，都要服两年兵役再上大学”^①。这种机制保证了高中学校不受大学招生的限制，可以按照高中教学应该采用的方式来进行素质教育，所以以色列的国民素质教育非常成功，培养了大批世界一流人才。我国虽然不能采用以色列模式，但是也可以建立类似的体制。比如，从小学开始，恢复春季学期招收新生，秋季学期学生毕业的学制。高中毕业以后，学生直接进入社会，第二年上半年，达到毕业水平的考生独立参加社会组织的高考。高考成绩出来以后，由高校组织录取，秋季学期入学，与现行大学教育接轨。高中教育只负责学生的毕业水平教育，不对学生的升学负责，这种模式能够排除高考应考对教学的影响，保证中学教育按照素质教育的目标运行，最终有可能消除应试教育的模式。

二是要完善中学水平教育的机制。高中时期是学生智力和情感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为学生终身发展打基础的年代，因此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特别重视高中水平教育。例如，“在日本，学生只有获得高中毕业文凭才可升入大学学习”，“在英国高中阶段的学生经过两次会考，成绩合格者得到一张毕业文凭，凭此可进入大学注册读书”，“德国和法国的学生则只要持有高中毕业文凭就可进入大学”。“为了保证生源质量，一些大学限定接收学生的名额，很多专业制定专门的入学规定”^②。我国也应该制定严格的高中毕业水平管理政策，严格按中学课程标准实施素质教育管理，控制毕业水平考试。考生只有全面完成高中学业，达到毕业水平，才允许参加高考，真正保证中学教育的质量。

三是要建立合理的分流引导机制。当前我国考生高中毕业以后，缺乏合理的分流引导机制，出现全国考生争考本科院校、名牌大学的倾向。大学毕业以后，绝大多数学生的专业又不对口，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国家应该对高中毕业的学生作出明确的分流限制。在这方面可以向埃及学习。埃及招生采用“分数等级制”，“高分者送医科、工科、政治等学科，中分者可学法律或文学，低分者只能学商贸” ^③。这样可以保证人才各尽其用，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个性发展。

四是建立高校和考生双向选择制度。在美国“大部分大学都以一些测试来录取学生”，“但通过高考测试的学生可以自由地报考自己心仪的大学”^④。我国也可以学习美国，学生高考以后，划定重点大学、普通大学等不同层级的录取分数线，线上的学生再报考对应的大学，由大学考核录取，学生可以在录取季节参加多所学校的考核，直到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专业和学校。

2.从现实困境看高考内容的民族化改革。高考改革从本质上说是教育目标、内容、资源的重组和调整。当前，世界教育面临全球化的趋势，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同样也面对着发达国家空前的侵略与同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得以存续和发展，都必须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必须有传播自己民族文化的教育。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明确提出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面对长期形成的痼疾，需要走民族化改革的路子，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高考制度。

现阶段影响我国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引导民族化教育的高考支撑，受高考大纲的支配，国家课程标准不能有效贯彻，高中学生的水平教育达不到预期目标。高考改革要破除这些阻碍教育教学改革的樊篱，推动基层教育的深层变革。

一是要确立主导教育民族化改革的宗旨。高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选拔的是人才，不仅仅是人占有的知识和技能，必须重视人的综合素质考查，必须坚持人才的民族标准。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教育、什么样的人才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百煦、荣庆、张之洞等人会奏给朝廷的《重订学堂章程》就曾明确指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其用。^⑤”我们认为这一论述，至今仍有合理性，我们的教育目标只需把“忠孝”的概念重新定义。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仍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高考改革要以促成中学教育实现这个目标为宗旨来设计。

二是要重新厘定“课程标准”的法律地位。现阶段，我国的高中学校，大都采用提前分科，应试教育的办法教学，类似一个高考培训学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课程标准对学生学业缺乏约束力，高考大纲凌驾于课程标准之上，误导中学教育。高考改革必须强化高中课程标准的作用，严格规范各科课程水平考试评价，以此作为学生毕业的法律依据，并规定只有取得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才能参加高考。

三是要建立一套高考命题的创新机制。高考命题对基层的教学影响最大，当前我国实行分省市命题，在题型设计方面，各地相互借鉴，不断同化，愈趋模式化。一线教师可以通过大量的应试教学来提高高考成绩，助长了应试教育的风气。我们建议国家建立专门的高考命题机构，并实行专家一任制，即每年面向全国选拔高考命题专家，每位专家终身只能参加一次命题，享有终身荣誉。要求命制的题目能够考查学生的学科素质，不能超过课程标准的范围，在题型设计方面不能与过去重复。彻底断绝高考命题的“基因” 联系，确保高考命题的准确性、独创性和权威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学各科教学回归本原。

四是要建立最严厉的贿考和作弊处罚制度。当前我国高考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学生考试作弊和大学自主招生贿考。所以大学要挑选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担任自主招生的专家评委，排除权力和人情介入，并建立严格防范和督查机制。对作弊和违规者实行最严厉的终身禁考和禁教处罚。为全面实现高考自主招生创造风清气正的环境。

3 .从古代经验看语文高考的母语化改革。高考改革语文学科的难度最大，需要从考试的范围、方法、题型设计方面广泛探索，形成有利于促进母语文化教学和国民素质教育的考试制度。当前，国家正在酝酿改革措施，北京地区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已把语文的分值提升为180分，但是语文的高考改革不是简单的增加分数那样容易，必须对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根本性变革。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经过上千年发展，形成一套非常严格的体系，对人才培养和选拔产生了深远影响。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端，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合理性的内容，高考制度改革，特别是语文科考试提高到180分以后，需要借鉴古代考试制度的成功经验，引导基础教育重视传统文化学习，继承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是要加强对民族核心文化的考查。作为一种母语课程，语文应以学习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核心文化为主，母语考试应该重视文史经典的考查。我国历代科举考试都是如此，如唐代，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皆帖《孝经》、《论语》”^⑥。当然，现代高考不能回到古代的科举时代，但我们必须重视对《论语》、《诗经》、《史记》这些文史经典的考查，如果参照台湾的做法，还应把考试的范围扩展到《孟子》、《墨子》、《韩非子》、《老子》、《庄子》的选篇上。这些文本都是最本真的中国传统文化，绝大多数学生在高中阶段读不到，可能终身就很难接触，造成传统文化教育的重大缺失。我们要通过高考改革来引导学生学习这些真正的中国文化。

二是要采用语文学科的方式来考试。语文高考不能套用标准化考试的模式，必须采用语文的方法。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积累了很多经验，如：（1）试帖，就是在试卷上抄录一段经文，另用他纸覆在上面，中开一行，显露字句，被试者即据以补上下文。试帖的内容是传统文化的经典，而且考查的范围十分广泛，明清时期考进士多达80至120帖。（2）墨义，就是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选取一段经文，要求士子对经文进行注疏，并阐发自己的理解。这种方式能够比较全面地考查考生的学养和见识。（3）试策论，有司就政事、经义等设问，令应试者作答。这种考试要求考生以策论的方式回答，很能反映考生的思想素质、政治智慧和语用能力，封建时代利用这种形式发现了很多优秀人才，也留下了很多优秀文章。（4）试诗赋，考试中命题限韵，令考生写诗作赋。这种考试在题材和格律上有严格的限制，主要用于对专业能力的考查。上述这些方法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语文性，是从语文素质考查的需要出发，创生的考试方法，现在高考不能对其全盘否定，需要改造、发展和创新运用。

三是要全面改革作文考试的命题和评卷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作文高考定位在一般的水平考查上，主要评价学生的审题、选材、构思立意和语言表达能力。这种考查不利于发现真正的人才，不利于中学作文教学改革。从每年高考评卷反馈的信息看，空洞无物，无病呻吟，虚假编造的文章比比皆是。未来的作文高考要跳出以往简单水平考查的狭隘圈子，全面考查学生的思想素质、人格水平、道德修养、智慧才能和语用能力。切近现实社会问题设题，便于学生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学术思考。着眼于学生的素质评改，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发展潜质。

【参考文献】

① 李新元：《以色列的教育理念与高素质人才培养》载《基础教育参考》2009年第1期。

②③④ 《国外高考制度拾零》载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素质教育（中学版）》。

⑤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7年第1版，第3132页。

⑥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1162页。

【作者简介】

杨邦俊，工作室主持人。